文/王宗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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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挡风玻璃望出去,夜幕已渐渐滑下,罩住了昆仑山高大的山峰。
这一段路,左傍山,右临水,一会儿弯,一会儿直,好像惊叹号套着惊叹号。随着夜的降临,风雪也大了,天地间迷蒙不清,眼前好像隔着一层轻纱。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路上行车,就连我这乘车人也为驾驶员提心吊胆。车子转了个急弯,我忽然看见傍山道的崖壁上,亮着一排灯。一盏,两盏,三盏……明晃晃一长行,像楼房上一排闪光的窗口,又像城市马路上的路灯。我把头伸到窗外去看,只见崖壁上挂着一盏风灯,远远看去像天边跳动的星星,一盏一盏跳到我们眼前,变成了一堆红彤彤的焰火。每走近一盏风灯时,驾驶员梅小明就抬起油门,放慢车速。这时前面总是一个急转弯。到第五盏时,我情不自禁地说:“慢点,要转弯了。”小明回过头望望我,憨厚地一笑:“你也摸着规律了。是呀,这十五里山路上,每一个拐弯处都挂着灯。”说罢又专心去开他的车了。
我不知道这十五里山路上有多少拐弯的地方,但一听每个拐弯处都有一盏灯,对我这个初上高原的人来说,的确是一件很新鲜的事。
风雪铺天盖地地飞卷着。汽车留下的两道轮印,很快就被吞没了。我们的车顺着山势弯来拐去地走着。有的弯拐得简直出人意料:有时公路忽然折了回来,这样就还得走半天回头路,才能继续向前行。看看路,再看看灯,我暗想,这一盏盏风灯简直是雾海里的航标呀!
天气干冷干冷,哈出的气立刻就凝成白烟,到底是谁顶风冒寒为我们挂起了指路灯?我举目四望,搜寻挂灯人。但是跳入眼帘的除了茫茫的雪峰还是雪峰。小明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,说:“一看见这灯,我就想起了昆仑山兵站的杨站长,就想起了那个难忘的风雪夜。”说到这里,他靠右边刹住了车,一面呵着冻僵了的手,一面给我唠起杨站长的故事来:
“那是前年十二月的一天夜里,我来到高原不久,我们车队从拉萨值勤回来走到昆仑山上,被暴风雪封住了。那风雪来得真快,只眨眼工夫,漫天遍地全是雪。睁着眼啥也看不清。我们不得不停下车,等风雪过去了再走。还好,不到一个小时,昆仑山就又风平浪静了。可是经过暴风雪这么一折腾,山沟填平了,公路看不见了,车子怎么走呢?反正我们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,就组织了五个人在前面踏雪找路,车子紧跟着走。那阵子怕都有深夜两点钟了吧!我们走着走着,抬头一看,啊,山顶上跳出了一个红点,在这静静的夜里,再加上白雪一映衬,它显得那样的鲜红,好像一颗红宝石刚从水里洗出来那样惹人爱。我们都看得发呆了。接着又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喊。这时只见那红点像一颗流星,嗖一下滑了下来;停一会儿,又滑下来一段……一会儿,一盏风灯就出现在我们眼前,灯后面是一张挂满冰雪的脸。多熟悉呀,这不是昆仑山兵站的杨站长吗?后来我们才知道,杨站长是专门来为我们引路的。因为那天早上我们从不冻泉兵站出发时,就给昆仑山兵站发了电报,说当晚要住在他们那里。可是还没等我们到站,暴风雪就抢到了我们头里。杨站长断定我们被风雪困在山上了,他怕冻坏我们和汽车,急得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,连夜就提着风灯上山了。山上白雪茫茫,借着雪光,他看见山坡上有几个黑影,知道是我们在山上找不着路正在作难。那时他来高原才一年,虽然算不上是‘老高原’,但是对昆仑山里的情况还是熟悉的。这里的公路在哪里拐弯,在哪里过河,他心里都有数。所以他便凭着自己的记忆,顺着公路,冲破雪层,高举着红灯滑了下来。
“那一次,我们就沿着老站长开拓的这条路线,顺利地过了山。这也是我上高原后第一次看到的红灯。以后我每次在风雪的夜晚过昆仑山,都能看见这样的指路灯。从去年以来,这里的每个拐弯处都挂上这样的灯了。我们都亲切地把这灯叫‘夜夜红’。”
听了小明一席话,我的心立即飞到了昆仑山兵站。
车子继续前进,最后一盏风灯渐渐地被甩到了身后。我有些疲倦了,便伏在车门上打起瞌睡来。但那风灯还在眼前直摇晃。不久,只听得两声喇叭叫,睁眼一看,汽车在一排土屋前停下了,到站啦。车轮腾起的两股雪烟,旋了个圈在车后消失了。随着刚才那两声喇叭,从站上低矮的门里走出来一个大高个子。他亲切地看了小明一眼,就像见了自己家里人一样很随便地说:“一听那喇叭叫,准知道是你来啦。”说着就拍打小明身上的雪花,并接过我手中的行李。小明告诉我说:“这就是杨站长!”我还没来得及看杨站长一眼,他已经提着风灯朝我们的来路上走去了。
我们进了屋,一直没见杨站长回来。一打问,才知道他是给山路上的那些风灯添油去了。他说今晚后半夜有大风雪,可能还有过山的车队,说什么也不能让灯灭。虽然没有见到杨站长,但是在我心里,对他更加尊重了。
我们因为要赶路,夜里四点钟就起了床。我正要下床,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,风卷进来一个高大的人。他提着风灯,浑身冰雪。小明抢先开了腔:“站长,你一去就这时才回来,我做梦还梦见你呢!”站长嘿嘿笑了笑,说:“一去就碰上了五连车队,看着他们的车过完了,我才回来。”我借着灯光把站长一打量,他的手上、脚上那些凝冻了的块块雪团,显示出他是刚和风雪搏斗过的。再一看他的脸,我的老天呀,这不是杨连长吗?我急忙下了床,又是拉他的手,又是扳他的肩,激动地说:“连长,听说你在北京工作,什么时候来高原的?”他听了这突然的问话,刚才还欢笑的眉毛立即锁得紧紧的,直望着我发愣。当他认出站在面前的就是他当年的战士时,眉毛一松笑开了:“我的王铁旦同志呀,你也上高原啦!”说着就张开大钳子似的手,把我的手握得生疼。“怎么,就兴我在北京,不兴我上高原?革命嘛,党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。”说罢他放声大笑,笑声震得这土屋似乎也在晃动。
老连长呀,整整十三年了没有看见你,哪一天不把你想几次?想不到今夜在这风雪昆仑山中的小屋里见了面。可能是见面太突然,心情太激动了,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,山路上的那盏风灯,忽地又跳到我眼前,和我思想上的另一盏灯联系起来了……
那是在朝鲜战场上。我们连队在深山里守卫铁路。那段路常常被敌人的飞机炸断,敌机一过,我们就冒着烟火马上把路修好。白天,连长同我们一起修路;晚上,当我们休息了以后,他还不放心,怕白天万一有检查不到的地方,火车过来发生事故。他提着马灯沿着铁路线走呀,走呀,谁也不知道哪里是他的终点,一定得检查不出问题了,才肯把风灯往路旁一挂,伏在山里随便什么地方合一合眼。深山里的寒风吹醒他以后,他又提上风灯折回身检查。我们在山里待了一年,他天天夜里都这样走。司机每次看见这深山里的红灯,就很放心地加快速度,朝着红灯奔来。老远就按响汽笛,表示对他的答谢。连长提灯的影子,印在了多少车窗上,印在了多少人的心里!……
这时连长,不,是站长捅了我一拳,看透了我心事似的说:“你的思想开小差了吧,是不是在想朝鲜?”我立即从回忆中清醒过来,点点头:“是呀,我是在想咱们那一段战斗的日子。连长啊,你在朝鲜战场的那盏灯还没放下,今天在青藏高原上又高高地举了起来!”
他忙打断了我的话,把脸转向小明,说:“一定是你给他讲的,小家伙!”然后又朝着我说:“我调到兵站工作以后,看到汽车兵夜夜在山里行车,心里总为他们捏着一把汗。这样的傍山险路,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。后来我就想了个点子,托人在西安买了二十个风灯,挂在这段险路上,好给汽车照个亮。你不要听小明净讲我如何如何,其实这灯虽然是我挂上的,可是站上其他同志比我出力更大,每当风雪夜或月黑夜,大家都争着去点灯。有一次,半夜里天突然变了脸,暴风雪大得像连昆仑山都要抬走一样。我被吵醒后,想到这阵子汽车兵照样在行车,就急忙跑到公路上去点灯,可是到路口一看,灯全点着啦。我不放心,还是顺着公路往前走,走到最后一盏灯前面,只见站上招待员李三毛正给灯里添油。霎时,我又感动又难受。你想,我这个站长还不如一个战士为工作操的心多呢!你说,有这样的好同志,多大的困难咱们不能克服!党把我派到这青藏线上来,我就要把心贴到这条路上,让来往的车辆永远畅通无阻。”
告别站长,踏上征途,天还没有亮。风雪更大了,一股一股从天上卷到地上,又从地上腾到天空。在这暴风摇撼昆仑山的夜晚,那一盏一盏的风灯还放着灿灿红光。它们用自己的光焰击退了漫天的风雪,照亮了崎岖的山路。
摘自《遥远的可可西里》
青海人民出版社